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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食郁及薁 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剥枣……”这句出自《国风·豳风·七月》的诗句，真实地展示了过去乡村的劳动场面。 在天津和唐山之间，有一条“煤河”，当年是从开滦往天津运煤的水道。煤河有一条支流，叫“梅姑河”。梅姑河两岸的西金家旺村和东金家旺村，一个靠养猪，经济发展得不错，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跟不上；一个文艺人才多，但就是“穷乐呵儿”，经济不行。 二〇一九年早春二月，梅姑镇政府召开村主任联席会。这既是一次彻底脱贫的推进会，也是一次摆问题的商讨会。 “现在乡改镇，建制是改了，可不能只停留在称呼上，也不是只把高速公路修到家门口，把购物广场电影院在镇里盖起来就完事大吉了，关键要让大家的日子也根本改变，真正跟上城镇的发展。叫乡还是叫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转变大家的思想观念，至于怎么转、怎么变，就要看每个村自己的本事了。”马镇长强调说，各村要有自己的高招儿。 会上，马镇长故意用激将法，让东金家旺的村主任兼书记张少山和西金家旺的村主任兼代理书记金永年“打赌”，看哪个村日子过得好，两年后见分晓。 《暖夏》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 ——契机 如何定点深入生活汲取乡土养分？ 这部小说写了将近一年，如果算上构思，大约有三年左右时间。可过后再想，这么算是不对的。要从想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说，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倘这么算，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完成，前后就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尽管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早有了，但一直没有“动机”。我曾多次说过，在音乐创作上有一个术语，叫“动机”，一部音乐作品的产生，这个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小说也如此。而那时，我写中篇小说又写得正“疯”，尤其是“后知青”题材，一部接着一部，这部长篇小说也就始终没拿起来。 后来有一个契机，就是2015年初，我到天津的宁河县文化局（现在已改成区，文化局也改为“文旅局”）挂职。这里要特别感谢万镜明女士。她当时在天津作协主持工作，我们是老朋友，也是老同事，私下里还习惯亲切地叫她“小万”。2014年底，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后知青”题材的小说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倒不是不能再写，或写不出来了，只是觉得，也许应该换一个参照系进一步思考，这就需要时间和过程。于是跟万镜明女士商量，我说，想去当年插队的地方挂职一段时间。万镜明一听很支持。没几天就电话我，说已向有关的上级领导汇报此事，上级也很支持，为让我能尽快下去，一应组织手续都“特事特办”。我这个“副局长”表面看，只是个“闲差”，并没给我具体分工，只是让我配合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工作。但我心里很清楚，除了晚上睡觉，我的眼和脑子一时一刻也没闲着。 但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次的挂职经历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已经为后来的这部《暖夏》埋下了种子。 这以后，又有一个关键性的契机。2019年下半年，我接受了中国作协一个创作报告文学的任务，题材是关于“脱贫攻坚”的。由于我曾在江西的赣南地区深入生活很长时间，这次，就由我来写赣南。也就是这次重回赣南，对《暖夏》起了关键作用。一天，《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先生电话我说，你曾在当年插队的地方挂职，现在又要为这部“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去江西赣南采访，何不把这两个经历放到一起，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这话一下点醒了我。接着，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先生知道了我有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也立刻来电话，建议我把“定点深入生活”的地方就放在这两个地方——天津的宁河和江西的赣南。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创作前的兴奋状态了。 ——飞智 如何用小说艺术讲好乡村振兴故事？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编故事是首先要具备的素质。编不好故事的小说家，算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小说家这里姑且不论，至少写出的小说不会好看。 这部《暖夏》的故事很快就有了，而且是先有的人物，如同盖房子，四梁八柱都齐了，甚至连如何为这房子“刨槽”也有了具体想法。可准备好这一切，却迟迟没动笔。没动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这两个原因其实是一个，或者说有因果关系。首先，我总觉着这故事过于有“质感”。故事有质感本来是好事，但不能过，一过就感觉太“重”了。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原因：我写小说，让自己兴奋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故事必须能“飞”起来。这样的“飞”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情节轻盈；能真正飞扬起来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是透明的，也可以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和情节一起飞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刺激得让我更兴奋。如果没有这种兴奋，也就不会有写故事的欲望。 寒冬的一天，我看到一个邻居的孩子在院门外面玩儿“洒水成冰”。他将一杯水挥手洒出去，这水在空中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随之就成了彩虹一样变幻莫测的冰雾飘浮在空中。我当时站在旁边看了半天。这冰雾“飞”的感觉真好，在这样的气温下，用这样的方式洒水，每一颗细微冰粒的形成都是合理的，它们组合在一起，由于过于细小，成了这样的冰雾也是合理的，但在阳光下，飘在空中的颜色和形状却似乎超出人的想象。我由此想到这篇小说的故事。这故事现在不是冰雾，而是冰块，尽管晶莹剔透，却过于坚硬且沉重——我曾把这个从冰雾到冰块的联想对一个朋友说了，这朋友问我，是不是物极必反，就因为想到冰雾和冰块，后来才把这小说的名字定为《暖夏》。我笑了，说，应该没关系——故事坚硬且沉重，如果换一个说法，也可以如前面所说是太有“质感”，才无法飞起来，所以也才一直让我兴奋不起。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一下起了“飞智”。 飞智和灵感还不是一回事，应该比灵感更“灵”，是一种超常的，甚至接近“犯规”的想法。当然，我这一次起的飞智与“犯规”无关，只是在记忆里突然冒出一件事。当初在宁河挂职时，就住在办公室。起初没在意，后来是因为下班以后，要写东西，窗外总是敲锣打鼓笙管唢呐的很热闹，这才注意朝窗外的楼下看是怎么回事。 我办公室的窗子正对着一个公园，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景色很好。湖边有一个小广场，这热闹的声音就是从这小广场传来的。原来是一群人在扭秧歌。我有些好奇，就下楼来到这小广场。一看才发现，果然很有趣。 扭秧歌一般是为庆祝什么事的，可以增加喜庆和欢乐的气氛，至少我一直这样认为。可这些人扭秧歌不是，他们就是玩儿，自娱自乐，且每个人还为自己规定了角色，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有焦仲卿和刘兰芝，有冯素珍和李兆廷，有杜丽娘和柳梦梅，还有许仙、白娘子和小青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都穿红挂绿描眉打脸地装扮起来，行头也很漂亮。关键是，旁边的吹打伴奏非常好听，这伙吹打弹拉的显然都是民间乐手，不能说很专业，但也正是这不专业，反而有了一种独特味道。这种味道，在大剧院是不可能听到的。也就从这以后，我每晚就不再急着写东西了，吃过晚饭，先下楼来到这个小广场，看他们扭秧歌。后来渐渐发现，还不仅是秧歌，公园的湖心亭里，也经常有人唱评戏。这一带的人都酷爱评戏，爱听，也爱唱，所以号称评剧之乡。所以挂职这三年，我几乎是在窗外的秧歌伴奏乐曲和评戏的演唱声中度过的。 起了这个“飞智”，我才意识到，去宁河挂职这三年，真正的意义要显现了。 此时，再想这个故事，不仅变得轻盈了，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包括故事的色彩也都有了变化。此前，这些人物就像北方冬天的树木，是铅灰色的，这时一下都鲜艳起来，就如同小广场上那些扭秧歌的人，随着锣鼓铙钹笙管唢呐鲜活地扭动起来。更关键的是，这个故事似乎也在空中变幻着，一点点升腾起来。我觉得，我在保留了质感的同时，终于抽去了它的重量，我终于为这个故事找到了翅膀。 ——腔调 如何让乡土文学更“接地气”？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尽管我希望自己小说的故事飞起来，可是也不能飞得太高。故事飞起来当然比贴着地面要好，从几何学的角度，贴在地面是两维，而飞在空中则是三维，这也就为人物的活动和故事的演绎提供了更广阔、自由度也更大的空间。但是，如果飞得过高，到了空气稀薄的“平流层”，无论人物和故事再怎么演绎也就都没意义了。不光没意义，也不可信了。 由此可见，这件事也不能过，过犹不及。 从另一个角度说，起初这个故事之所以过于有质感，乃至显得有些“重”，也是由题材决定的。其实在我以往的小说中，写当下题材的并不多，或者说少之又少。当下题材不好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件本身的“密度”太大，如果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质感”。这也是“重”的原因。正因如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次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也并没有任由故事一直在天上飞，而是让它重新回到了地面。当然，这个回到地面，就与原来的意义不同了，我已经让云朵的气息和泥土的味道混在一起。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接地气”。这当然得益于我在宁河挂职三年的经历，同时也得益于在江西赣南的深入生活。 我在小说中融入大量民间曲艺的内容，突出了文化传统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把脱贫攻坚的宏大主题包裹于乡村生活的日常叙事中。从而让作品独具一格——虽以脱贫攻坚为题材，但也是一部文化小说。这部作品让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讲故事的腔调，也找到了一个写作的新矿层——天津文化。 “小说以一种好看的故事来表现乡村的变化，不仅写到脱贫，还涉及到乡村治理，乡村的体制的建设、探索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暖夏》立足于脱贫攻坚，又超越了脱贫攻坚，在某种意义上是乡村写作的一种新突破、新进取，具有非常丰富和浑厚的底蕴。 ——破茧 如何开拓乡村文学创作的新思路？ “近年以来，以脱贫攻坚为题材和主题的长篇小说创作，经由作家们的不断蓄势和持续发力，作品的数量、质量都有显著提升。但说实话，像王松长篇新作《暖夏》这样，作品写得有声有色，读者读得有滋有味，以充沛的文学性取胜的，确实还不多见。”文艺报曾发表文章这样评价《暖夏》。 文章这样写道—— 阅读《暖夏》，确实能感觉到作者在写作时不仅兴奋，而且是快乐的。他找到了“让云朵的气息和泥土的味道汇在一起”的调子。我们在作者笔下看到了他把脱贫攻坚的宏大主题包裹于乡村生活的日常叙事，以民俗曲艺的笔法腔调讲述乡间乡民的人生故事，做到了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可以说，《暖夏》做到了题旨严正，意趣清奇，别具一副手眼，另具一种笔墨，使得作品格外吸引人、感染人。而具体到作品的故事营构与叙事手法等，显然蕴含着不少打着王松个人印记的艺术元素，这些成就了作品成色又显示了作者进取的艺术追求。 首先，小说中的生活底蕴深厚，文化气韵浓郁。其二，作者以对手戏的方式讲述故事，生动地揭示了在相互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宏大主题。《暖夏》的主要人物是两位村长张少山和金永年，主干题旨是两个村子的协同发展。一开始，两个村长相互较劲，互不服气。但是在脱贫攻坚总任务的强力促动下，在完成这一目标各具优势的现实状况下，两个村长一方面在卯着劲竞争，一方面在暗中寻求着合作，谋划着共赢。在两个村子的年轻人的共同努力下，以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底盘的“农业联合体”渐渐成形，多条路线的乡村文化旅游计划也呼之欲出，两个金家旺村朝着融合一体的方向一路行进。这里既有由贫到富的打拼，还有由分到合的运筹，贫富不均变成了共同 富裕，多年的对头变成了共同体的农友。这样的走向，显然已经超出了脱贫攻坚的单一层面，具有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更多新的意涵。 可以看出，作者在构思作品时，受到相声艺术的启发，借鉴了相声艺术的某些元素和表现手法。张少山和金永年两位村长无论是在镇上开会，还是平时碰面，都是以对口相声的斗嘴方式开场，在看似剑拔弩张的较劲中表达自己，在寓庄于谐的戏言中相互沟通。这既使作品叙事充满喜剧性的生活冲突，又平添了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趣，表明作者在生活与艺术的有机化合上走向了新的境界。 小说中的人物鲜活生动，各有独特性情。其中，张少山、金永年两位村长，张二迷糊、二泉、茂根、金尾巴、金桐等都有形有神，栩栩如生，行状与言语无不充满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让人读之印象深刻，读后忘却不了。 更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在作品中几乎是以塑造人物一样的姿态与笔法，精心描写了金桐与二泉各自饲养的两头猪“二侉子”和“胖丫头”。因为一次配种，金桐家的公猪“二侉子”被送到二泉这里，与母猪“胖丫头”有了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但从此以后，好像它们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与特别的情分，不见面时萎靡不振，分开后相互惦念，有关它们一些情节与细节都写得十分出彩传神。把动物写得如此富有灵性和卓见情性，在长篇小说作品中实不多见。 一部长篇小说，总要给人留下一些个性鲜明而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从而使人记住与他们相关的故事，记住塑造了他们的作者与作品。在这方面，《暖夏》不仅切切实实地做到了，而且做得十分到位出色。 总的来说，《暖夏》在较强的文学性中，富有了丰厚的乡土性，包裹了充盈的思想性。同时也使得这部作品既立足于脱贫攻坚的当下现实，又超越了脱贫攻坚的既定范围。 ——尾声 小说故事的最后，西金家旺和东金家旺两村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从最初的相互抵触走向融合发展、共同 富裕。 那么，乡村振兴的故事呢？聚焦小村大事，就是呼吸新时代的乡土空气。今天的乡村理念已不是旧时的模样，村民的思想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时代赋予作家以重任。因此，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作者简介： 王松，1956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写小说的同时，历任教师、编辑、记者、电视导演等职。1990年由天津市文联调入天津市作协，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协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著有长篇小说《食色》《落风的街》《动机》《从良》等十余部。出版中短篇小说自选集《阳光如烟》《王松作品集》（四卷）。曾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花城》《钟山》《大家》《中国作家》等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作品700余万字。2021年7月，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作品《暖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22年4月，《暖夏》斩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 本文责任编辑/李欣 中国小康网天津5月12日电 指导单位/天津市委网信办 |
